关于癌痛?麻醉性镇痛药?我们的观念的原因,关于癌痛?麻醉性镇痛药?我们的观念的相关知识。世界卫生组织(WHO)1982年成立了癌痛治疗专家委员会，提出了到2000年达到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癌症病人不痛”的目标。2000年就要离我们而去了，但是我国大多数癌症患者还远远没有实现“不痛”这一目标。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呢?最主要的是观念，包括医生的、患者的以及整个社会的观念。看一看癌症患者的生存现状，让我们反思一下―― 两年前，著名翻译家叶君健先生身患癌症。在去世前不久记下的《病中杂记》中，他写道：“癌痛在日益加重，夜里疼痛使得我的腿发抖，我感到非常难过。”老人家为我们留下了那么多华美的译作，可却在癌痛中异常痛苦地离开了我们。 还记得前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过的那个患白血病的可爱的小姑娘张穆然吗?她的坚强和乐观感动了无数的人，可她的笑脸依然掩盖不住难以忍受的癌痛。 谢恩，上海音乐学院二年级学生，1997年因患骨肉瘤去世。在患病期间，他忍受着剧烈的疼痛录制了一盘歌带。他的母亲在他去世后将这盘磁带献出，捐助了10个类似谢恩的病人…… 在世界范围内，癌症已成为引起居民死亡第一位或第二位的原因。而在癌症患者中，70％以上的人最终都会遭受中度至重度的疼痛。现阶段，对多数癌症我们还没有治愈的好方法，但现有的镇痛药物却可以解除大多数癌症病人的疼痛。正是基于这一点，WHO提出了2000年达到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癌症病人不痛”的目标和三阶梯止痛方案，这个目标充满了对绝症患者的人文关怀。 阿片类止痛药吗啡是癌症中、重度疼痛的首选药物。因此WHO已把医疗用吗啡的消耗量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治疗癌痛水平的标准。1998年日本医疗用吗啡的消耗量是954千克，而我国才100多千克。难道是我国的癌症发病率低或是我国的癌症病人不痛吗? 1998年全世界有80个国家向联合国国际麻醉品管制局(INCB)报送吗啡消耗量，其中26个发达国家的消耗量占全球总消耗量的90.26％；54个发展中国家消耗量只占全球消耗量的9.74％。两类国家在麻醉药品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差距。日本学者指出，日本癌症疼痛治疗始于1982年，当时试行WHO推荐的癌症疼痛治疗方法，试验结果非常令人满意，205个癌症疼痛病人86％达到疼痛完全缓解。然而，这一结果并没有得到广大医务工作者的重视，原因是大家对癌症疼痛治疗缺乏兴趣，而且普遍存在害怕吗啡成瘾和滥用的恐惧心理。后来日本有了改变，对医疗需用的麻醉药品的管理方法进行了修正，目的是提高阿片类药物在癌症止痛治疗中的使用率以有效控制疼痛。1979年日本医用吗啡的年使用量仅为11千克，而到1986年，吗啡用量上升到65千克，1998年达到954千克，约是1979年的90倍。尽管如此，日本专家认为，与美国和西欧国家相比，吗啡的消耗量不足他们的六分之一。也就是说，日本许多癌症患者仍然忍受着环境未缓解的疼痛。 与近邻日本比较，我国的癌痛治疗差距很大。我国卫生部于1993年颁布了“癌症病人三阶梯止痛疗法的指导原则”，为保证中、重度癌痛病人有药可用，批准了惟一一家中外合资麻醉性镇痛药的生产企业北京萌蒂制药有限公司，并将其生产的硫酸吗啡控释片作为治疗重度疼痛的首选药物。1989年我国吗啡的医疗消耗量是10千克，1999年上升为138千克。我们有那么大的人口基数，吗啡消耗量仅相当于日本的七分之一，癌痛的治疗水平可见一斑。 有个医生说，我行医37年从来不写吗啡二字，可就是他身边的癌症病人因不堪忍受癌痛跳楼身亡。相当一部分医生不愿意开“红处方”(麻醉药)，是担心病人会成瘾，患者也担心自己成瘾。“因噎废食”，这是影响癌痛治疗最严重的障碍。 从《现代汉语词典》中查吗啡的词条是这样写的：吗啡由鸦片制成，用做镇痛剂，连续使用容易成瘾。其实，对治疗癌症患者来说，这种观念要变一变了! 在近日召开的??2000全国麻醉药品管理及疼痛治疗研讨会上，来自WHO的专家TokuoYoshida带来了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观念。他说，传统上一直不鼓励长期使用鸦片类止痛药，原因是担心该类药易产生药物依赖性。因此需要对“药物依赖性”有正确的定义。这方面存在两个观念上的混淆，一是分不清“滥用”与“长期医疗需要”的区别，二是分不清“成瘾性”与“药物依赖性”的区别。WHO已经不再使用“成瘾性”这一术语。WHO对“药物依赖性”定义的核心概念是病人具有强烈的愿望或难以抑制的精神需求使用麻醉药物。具有以下6种现象中的3种以上者，才可诊断为药物依赖性：1、对某种药物的强烈愿望或难以抑制的精神需要。2、难以抑制对该类药物的使用行为。3、当终止使用减量使用该药时，病人会出现典型的停药综合征。4、出现耐药性表现。5、病人越来越对其他社会上的娱乐活动不感兴趣，而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寻求该药上。6、尽管已经出现过量的毒性反应，也知道有害，但还是继续使用该药。TokuoYoshida说，我们知道，癌症病人有时需要增加阿片类药物的剂量来达到止痛效果，终止该药时也会出现停药综合征，但仅仅具备停药综合征及耐药性这样两项，还不能判定病人产生药物依赖性，除非病人还存在其他项目中的一项。因此癌症病人不存在“药物依赖性”的问题，对他们应用阿片类制剂时不应该踌躇不前。WHO国际药物监控协作中心的一项观察报告也支持这一观点。56个国家200万例以上的药物依赖性反应报告分析结果表明，只有少数药物依赖性病例与使用阿片类镇痛药物有关。大多数药物依赖性病例是由其他药物(包括许多非管制药物)引起的。 我们医生的观念，离WHO专家太远了。有的癌症患者长期离不了阿片制剂，且用量逐渐加大，医生却说，该进戒毒所了吧!癌症患者只是想借助药物来缓解疾病带给他的疼痛，而并不是像“瘾君子”那样去追求什么“飘飘欲仙的欣快感”。有相当数量的医生对癌痛的治疗不够重视，他们认为，只有当癌症病人的生存时间不足6个月时才能使用最大耐受剂量的阿片类止痛药。甚至有医生说我只治癌，不治痛，认为癌痛病人怕疼是娇气。当然癌是因，痛是果，但当我们对癌这个“因”束手无策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把癌症带给病人的疼痛后果降到最低限度呢?实际上，当疼痛得不到治疗时，也会变成加重病情的病因。有很多癌症患者说，我们不怕癌，但是我们怕痛!国外的专家指出，疼痛治疗就是癌症治疗的一部分，是对于不能根治的癌症病人的一种积极全面的治疗，这种治疗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美国就有这样的癌症患者：身上带着小型药泵，保持连续不断给药，依然可以上班。可见，疼痛治疗带给病人的是较高的生活质量，而我们的医生对此往往认识不够。 一位医生为病人开了正常处方量的镇痛药，病人只用了一支，把另一支卖了。后被公安查处，没想到开方的医生也被拘留了一天。社会的观念有待改变，医生的处方权也应得到保护。 这是发生在某省的一件真事，它的后果是医生更加“明哲保身”，更加畏首畏尾，再也不开“红处方”了，不管你患者疼到何种地步，我就是不开。个别人的违法行为影响了大多数患者的治疗。因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安全监管司特殊药品处处长顾慰萍告诉记者，对这类事政策上要分清责任，保护医生的处方权。病人贩卖与医生无关，病人触犯刑律不该治罪医生。 据了解，社会上极少数倒卖麻醉药品的“害群之马”扰乱了麻醉药品的正常供应秩序，在医生和医院管理者的心中投下了阴影。每开出一张“红处方”心里都要嘀咕：病人拿去倒卖了怎么办?近年来，国家为了保证癌痛患者的用药，颁发了很多文件：1998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了关于癌症病人使用吗啡不受极量限制的《通知》，决定对癌症病人镇痛使用吗啡应由医师根据病情需要和耐受情况决定剂量(即不受药典中关于吗啡极量的限制)；1999年又颁发《通知》，为方便癌症患者，治疗癌痛使用麻醉药品控、缓释制剂时，每张处方量暂定为不得超过15日常用量。按说，这些政策大大方便了癌症病人，但在实际当中，并没有真正贯彻执行。癌痛患者一般只能从医院取到三天左右的镇痛药。医院是这样想的：病人说不定哪天就去世了，开多了去卖怎么办?顾慰萍处长说，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和前提是最大限度保证癌痛患者的用药需求，个别人非法贩卖麻醉药品的行为，属于法律制裁的范围。 有专家指出，我国推行WHO癌症三阶梯止痛治疗原则已经10年，然而癌症疼痛病人未得到充分治疗的问题依然存在，综合医院和基层医院问题更为明显。有的基层医院，一般医生没有麻醉药品的处方权，必须是主任医师或科主任甚至院长几方联合签字，才能开出药品，这些做法不符合《麻醉药品管理办法》中关于医生处方权的规定，为癌痛患者的治疗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 据顾慰萍处长介绍，今后我国还将在麻醉药品的供应渠道上做一些调整，减少供应环节，降低药价。 WHO提出的2000年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癌症患者不痛”的目标给了癌痛患者接受镇痛治疗的权利，也给了医务人员帮助癌症患者止痛的义务。WHO预测2015年全世界每年新发生的癌症病人约为1500万，其中70％将分布在发展中国家，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癌痛的治疗对我们来说任重而道远。 （来源：家庭医生医疗保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