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１２日的《自然》杂志和１４日的《新科学家》杂志相继披露了这样的事实：两位美国工程师在对文献引文错误现象调查时发现，许多论文作者并没有真正阅读过他们所列的参考文献，引文中存在的非正常错误现象十分普遍。
这两位工程师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他们通过检查论文中参考文献的出错率来评价科学家的勤奋程度，结果发现每５位作者中就有４位没有认真做好论文写作前的文献调研工作。更有趣的是，他们对１９７３年召开的凝聚态物理学会上一篇开创性论文的引用情况进行了调查，发现这篇论文总共被引用４３００次。在其中出现的１９６次错误中，只有４５个不同，其中重复率最高的一个错误竟然出现了７８次，这表明，在这１９６篇论文中，应该有７７％的文章作者没有读过原文，犯了同样的错误；只有２２％～２３％的引用论文是被作者真正阅读过了，做出这样的推论，是因为如果源于印刷或书写错误，那么再次出现的几率应该是很小的。
两位工程师分析后推测，这些虚假引文的扩增常常是由于论文作者在写作参考文献时复制了另一位科学家的参考文献目录。
如果说，这种严重的引文错误现象在国外被解释为“当事者的粗心大意和懒惰”所致，那么国内的情况却更为反常，定位为“学术不端行为”也并不为过。
在今年学术期刊的统计中，某学术期刊自称其某年度的他引率超过９０％。这本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数据，但当中国科技信息所信息分析中心的专家在查证这一数据时，却发现在该刊他引频次中绝大部分是该刊的自引频次，进一步查证发现该期刊有中、英文两种版本，该期刊的统计数据在计算时，将中文版期刊论文对其英文版期刊论文的引用当做是他引。文献界一位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这种引用通常应被列为自引，该期刊的这种做法无疑构成了对数据的人为操纵。
其实，这一事例只是冰山一角，形成这类数字游戏的原因在国内极为复杂。国内有关人士将其归结为“引文生态链”（引用、被引用、期刊、管理者）的人为扭曲。
对于被引用者而言，引用次数越多，往往代表本人工作的影响深度和广度，据说有一系列的指标来定量衡量，有一系列的利益会随之而来。对于引用者来说，引用的文献越多，表明自己的治学态度越严谨，工作越扎实，越容易受到同行的认可。以国内研究生毕业论文为例，培养单位一般规定，研究生在从事具体课题前，要阅读本领域的重要参考文献，撰写综述报告。结果，相当多的学子们就拷贝起了同门师兄的参考文献来“蒙混过关”。
另外，在这种数字游戏泡沫形成中，期刊也是一种重要的外在诱因。国内期刊水平低是一种客观事实，为了谋求发展，一些期刊编辑采取了非常途径：一篇文章投稿，编辑修改送回时常常附上一份“建议参考文献清单”，所列文献则全部发表于这份刊物之前的某一期上；有些编辑则连征询也省去了，做起了越俎代庖的工作。
应该说，美国的学术评价体系在世界上是一流的，可是《自然》杂志仍然“煞有介事”地讨论起论文错误引用的是非曲直来。同样，对于一个急需科技创新来提升综合国力的发展中国家，我们更应该“揪妆这一错误不放，杜绝掺有杂质的引用信息和数据出笼，这对引用者、被引用者、期刊、管理者等各方都是百利无一害的负责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