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历的中医药治病故事

来源：寻医问药网　寻医问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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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伯瑶

    方舟子先生：

    最近我很关注新语丝网站关于中医药批判，许多文章的理论阐述相当地深刻、精辟，这必将对我国健康科学、医疗卫生和保健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和主流传煤会力挺中医药，这不奇怪，然而令我吃惊的是，我的一些同事在现代生物医学方面也有一定造诣，过去也很赞同你对伪科学和学术腐败的无情揭露，但一谈到中医药的批判却不那么赞同了，似乎这是大逆不道的。因此，我忍不住也想在此说几句，从实践角度批评中医的谬误。

    我是西医科班出生，曾从事西医内科临床工作近20载，搞现代生物医学实验研究亦有20多年了，是华西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授，也是所谓的“博导”。我刚一大学毕业，就被学校派到四川绵阳地区农村参加“四清”巡回医疗，当时农村很贫穷落后，西医药非常缺乏，农民很相信中医，由于我的传统中医的家族背景，我亦努力自学中医药，死记各种方剂、汤头，开始实践中医给农民治病，后来又参加中草药防治钩端螺旋体病的“710”战备科研，一支由全国中西医药工作者组成的队伍深入四川农村和山区，爬山涉水，广泛收集民间验方和单方，采集中草药，进行实验研究，多年的艰苦努力，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一无所获，当时领导的总结是“积累了大量资料”以肯定大家的辛劳。当时中医和西医之间也有过激烈的争论，被认为是路线斗争问题，领队被撤职。中医师们认为还是应该研究传统方剂和进行辩证施治。我们知道钩端螺旋体病是由钩螺旋体引起的一个急性全身性感染性疾病，可在农村人群和军队中造成爆发流行，但发病过程多是自限性的，大多数患者象感冒一样不经特殊治疗在5～7日内自行恢复，但少数病人如果未能早期进行有效抗生素治疗，可导致肝肾等多器官损伤，特别是肺弥漫性大出血致病人急性死亡。我们对180多例肺弥漫性出血病例的分析中发现大多数患者发病初期都被误诊为感冒，未经抗生素治疗或在乡间进行中医药治疗。当然，在那次全国性大规模中草药战备科研活动中也不都是一无所获，另一支中草药防治疟疾的“523”战备科研队伍也研发出一个青蒿素防治疟疾。

    中医药虽然并不都是一无是处，但就总体而言，特别是在防治感染性疾病方面确实比现代医学落后。再举一个发生在我家中的例子，我的祖父是一位乡间的私塾先生，患肺结核，由我的一位叔公用中医治疗，40岁出头就病故了，当时我还很小，只有一点印记，他躺在床上不断咯血，面夹潮红，枯瘦如柴。据说我那位叔公还读过什么“上下册”，有一套奇异功夫，我有一点印象的是说他可意念使母鸡不抱蛋，大凡家中孵小鸡决不能让他知道。我的祖父除了服用他开的汤药外，还要接受他的发功。我的三叔12岁患左髋关节结核，红肿，穿孔流脓，肺也有了结核，咳血，病情越来越重，我的父亲最后把他送省城华西医院治疗才保住了性命，但留下终生残疾，跛腿，支气管扩张，时常咳吐脓痰，后来也主要采用西医方法治疗，活到60岁才最终死于肺心病。我的幺兄弟也是在12岁时患肺结核，来省城由我用西医方法治疗，在我家注射链霉素1月后，回乡继续坚持服雷米封1年，得到完全治愈，现在身体很强壮。他很感激地对我说是哥哥(应是现代医学)救了他的命，同村好几个患肺结核的人早就死了。

    在凤凰台“一虎一席谈”节目上那个裴教授举出他亲手用中药方剂治疗好了肝脓肿的案例。这种个案，我也可举出不少。我的一位邻居大娘腹泻，开始由她的女婿用抗生素治疗，腹泻不止，还出现腹胀，厌食，请我开中药，一副“半夏泻心汤”就起效了，邻居很是感激。但我诊治的腹泻病人是很多的，大多数都不能用该方治愈的。慢性肺脓肿的治疗相当棘手的，用西医办法气管内滴注抗生素，病人相当痛苦的。我曾经在华西医院中医科跟随周国雄主任搞了1年中医药治疗肺脓肿，主要用所谓“活血、化瘀、破血”中药，也进行了抗生素治疗，从经验上看有些病例中药似乎起了某种作用，但总结不出规律。在“文革”中听说都江堰市有位民间中医生治好了西医确诊的肝癌，单位上还准备派我去学习，后来因有高干患肝癌住院，每周用小汽车把他接来，我跟随着看他诊脉开方，他的药方主要就是那个“茵陈蒿汤”，用药量相当地大，搞了1年多，没见他治好或使病情有所减缓的1例住院肝癌病人。1980年代初我被公派赴美国进修回国后，我妻子的伯父邀我与他在成都中医学院附院研究中医治疗癌症，他声称曾用中药为某高干治疗肝癌使病情得到缓解，只因不听他的医嘱，吃了鸡公而亡。我的妻子家族是省城小有名气的传统中医世家，解放前在成都市新都区还开有“泰吉昌”大药房，当今也有几位小有名气的中医师。我妻那位伯父早年本是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毕业生，攻读了8年的现代医学，由于传统中医世家的背景，后来搞了中西医结合，在成都中医学院任职。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谦虚，诚实，平和，很老实的，但对中医药治病效果也会有上述那种说法。

    中医药的治病效果确实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个体差异太大，虽然现代临床医学也强调个体化原则，但对一个特定疾病总有一个基本规律可循，总要有一个基本相同的治疗方法或药物，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病人的全身状况或不同病情发展阶段，辨证地进行综合治疗。然而对同一个疾病根据征候可能开出不同药方，甚至同一个病人在同一个时间，不同的中医生开出的药方炯异，却对病人有某种疗效，甚至奇效，确实令人难以理解。我相信象我妻伯父那样的大多数中医师并不都是在那儿坑蒙拐骗。我认为那些中医药显效或奇效的病例中有相当大部分病人是心理性疾病或器质性疾病有相当严重的心理因素，中医其实只起了心理安慰或暗示作用。这里举两个我亲身经历的极端例子。在农村巡回医疗时有一天半夜我被紧急呼叫去抢救一位“蛔虫堵塞气管”的病人，我背上药箱和气管切开包，摸黑跌跌拚拚，匆匆赶到病家，一看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没有任何窒息征象，只是病人主观感觉很严重，叫喊喉头有蛔虫在爬，出不了气。问病史，患者看了医疗队放映的防治血吸虫的宣传片后，回家就感到有“蛔虫”从胃向上爬，次日家人到镇上买了驱蛔虫药服，没见驱出蛔虫，晚上就发作上述症状。这是一个典型的癔病，病人看不到驱出的蛔虫，无论你如何解释都不会起效的，我设计了一个“骗术”，告诉病人我给你用“化虫”的药，先给予两片阿托品，使病人口干舌燥，然后服下冬眠灵让病人昏昏入睡。次日病家提着一大篮鸡蛋来感谢我的“救命之恩”，说我开的药很厉害，果真把蛔虫都“化”掉了，医术真高明!我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不敢接受如此恭维。类似的一个例子发生在我院一位中医身上就不那么地道了。他声称用穴位鸡内金埋线法治好了外伤性瘫痪18年的病人，还献什么“祖传秘方”。当时媒体进行了大规模宣传，当局把这位先生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标兵，到处作报告。媒体是这样写道的：那位病人名叫金凤，18年来只能在地下爬行，接受穴位鸡内金埋线手术后，马上从手术台上下来就能围绕手术台直立走上几圈。不用任何神经系统的特殊检察，凡是有点现代医学常识的人从这个报导中都会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癔病。

    两年前我叔从老家带来一位经当地医院(三甲乙级医院)确诊的食道癌病人，我力主手术治疗，当时华西医院胸外科医生认为病变部位离喉头太近，不适宜手术，病家因经济原因本也不愿住院用现代医学方法治疗，只是来省城请我开中药方的。最近我的一位在老家开中医诊所的侄儿来我家称这位病人一直服我开的中药方，病好了，身体健康，照样劳作，在老家我的那个方剂被许多人传抄，但我都忘了开的些什么药。我着实不相信我开的那个药方能治疗癌症，因为当时病人一定要求我开中药方，我只是随便开了一个药方，主要是想安慰一下病人心情。说不定癌症也有自愈倾向？我打算出资叫病人再来华西医院检查，了解真实过程。

    在我这一生的医学实践中感悟到一个理念：医生治病只是对病人起一种帮助作用，主要还得靠病人自身的康复(抗病)机制。我曾诊治过一个慢性发热病人，一位中山医科大学毕业的医生，反复发热半年多，凡能做的检察和会诊都做了，始终未能明确其病因，但最后痊愈了，病人很感激我，其实并未用什么特殊药物，也未用中药，只是住院观察和检察；我也抢救过一些危重病人，有败血症，有农药中毒的，什么办法都用了，我自己都觉得不行了，甚至已出现临终那种呼吸状态，病人却最后奇迹般地活过来了。中医吹嘘的那些神奇疗效我觉得只不过是无知的表现，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在国人中大力普及现代医学知识!

    心理活动的物质基础目前还不甚了了，从精神分析角度看无疑它与文化背景密切相关，中医作为一种心理治疗手段、对亚健康状态(中医的“肾虚”，我体会多数情况应属于现代医学中的慢性应激综合征)或某些生理功能(比如消化和神经内分泌)的调整以及强身健体等方面，应该说在国人中还是有相当大的存在空间的，也是有益的，轻言废止似乎还不合时宜，现在当务之急是停止主流媒体对中医药的迷信宣传，批判“中药无害”论、“中医治本、西医治标”论，“中医先进”论，揭露中医神话和坑蒙拐骗。

    我的体验某些中草药或方剂还是有某种真正意义上的治病效果的，比如抗炎症作用，对免疫、消化和神经内分泌的调节作用等，从中研发新药不失为一项重要策略。但是，要揭示出中药或方剂的药效机制相当困难，因为中药成分太复杂，要弄清楚有效化合物极不容易；还有可能不是中药化合物本身而是其代谢产物发挥药效；此外，还有一个药效分子的相互作用问题。这需要呼唤高智慧和高新技术。 (文章出处：新语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