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陪诊山西医生对北京首例输入患者负有责任？的原因,关于陪诊山西医生对北京首例输入患者负有责任？的相关知识。 2003年5月30日：
“SARS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39岁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今天对本报记者说。今年2月27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他接诊了华北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徐丽(尊重本人意愿，为化名)。
魏东光回忆说，当天，徐丽已发烧5天，了解到她是从广东回来的，魏东光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典型肺炎。当时，广东已经是SARS疫区，但尚没有封闭。在徐丽求诊太原市多家医院后，魏东光是第一个怀疑她是SARS病人的医生。
魏东光让徐丽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并让护士们加戴口罩。但当时，由于信息不通，缺乏相关知识，很多人对SARS毫无防备，连口罩都不好找，紧急穿上的单层隔离服，薄薄的，勉强能起到一点防护作用。
通过各种药物综合治疗，患者的病情曾有所控制，但依然高烧、呼吸困难。徐丽的丈夫提出，要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并选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他们恳求魏东光陪同，经过思考，魏东光答应了。
这时，SARS作为传染病还没有被北方的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所认识，也没有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管理，尚没有不允许转院的限制。魏东光和山西省人民医院十分慎重，没有轻易下结论，也不敢诊断徐丽为SARS患者。魏东光出面陪同就诊，也是为了向北京大医院的同行学习、交流。
“魏主任出于责任，陪护着我们，这让我们感动。”徐丽说。
3月1日凌晨1时，夜色正浓，魏东光陪同徐丽、徐母走进北京301医院，向该医院急诊科医生介绍了徐丽的发病经过。“作为主治医生，向北京知名医院接诊医生介绍病情，要比家属内行。”魏东光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回到太原以后，3月8日晚，魏东光感觉自己身体发热、疲乏，有些不舒服。拍了X光片，查血，他意识到“有情况”!当时，医院还没有设立SARS病区，他默默地走到自己负责的呼吸科病房，给爱人打了个电话，只是说“我要在医院隔离一段时间”。
徐丽的父亲一天前因SARS在北京去世的消息，曾让魏东光的脑子里闪过“最坏的打算”。但作为医生，他知道，紧张、恐惧只能对自己不利，只有积极治疗是“最好的选择”。为此，他选择了“不紧张”。
3月15日，在病中，他又得知了徐丽母亲去世的消息。这时，钟南山院士的一位助手、广州呼吸病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来到山西太原，走进了魏东光的病房。
直到自己也成了病人，作为呼吸病专家的魏东光才获得了真正与一线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
值得庆幸的是，魏东光的症状比较轻微，3月24日就病愈出院。他重返SARS病房，参与了山西省人民医院80余名非典患者的治疗。目前，这80余名非典患者，已有60多人治愈出院。4月初，魏东光还参与救治了20多名重症患者，他们基本都已转危为安。
但是，有人议论魏东光对北京输入第一例非典患者“负有责任”。对此，魏东光说，自己没有感到压力，即使有人责怪，也没有影响到自己。当时，他确实没有预料到这种疾病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他说，关键在于对疾病的认识，认识过程的长短决定了征服这一疾病的时间。作为医生，他渴望交流。他认为，应该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医疗人员中间，建立一个互通的信息平台，打破地域、学科的限制，广泛交流，当类似SARS这样的疾病再次袭击人类时，我们能够有备而来。
[相关报导]一个广州医生抗“非典”的体验
医务通2003年5月30日：
这次“非典”风暴，来势凶猛。在一线参加救护的医务人员，有600多人被感染，感染发病率之高实属罕见。今天又有消息称，北京从全军部队抽调1200名医护人员前去支援，表明医护人员的倒下已经造成救治力量的紧缺。我想以自己切身体验告诉各位医护人员，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防护。
我是2月中旬开始参加救治“非典”病人的。当时我院接到上级通知，转来我院8例“非典”病人，说是传染性较强，要求我们按规定采取自我防护措施。起初我们或多或少存在着“麻痹”思想，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手套进病房而已，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其实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糟糕得多，仅靠这种体外防护是不行的。
2月下旬到3月初，科里护士长、两名护士和两名医生先后被感染，这引起了我们这些尚未被感染的医务人员高度警觉。我们想，除了体外防护，我们必需要借助药物进行体内防护，才能确保安全。这期间，先后传来消息，很多医院参加非典救治的医护人员被感染，有的医院整个科里的人员染病。3月下旬，又有惊人消息传来，广州呼研所的钟南山院士也病倒了，后经证实钟院士只是普通上感，但这着实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于是，我们开始服药防护。我们是服用达啡、利巴韦林丙种药，剂量是治疗量的一半，服用5天后隔5天再服。同时，每天还服用板蓝根冲剂。从2月下旬开始，我科参加一线救治的医生护士都像我这样吃药防护，效果是明显的，只有一名护士被感染，其他人安然无恙。随着收治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我们的这种防护措施没敢丝毫放松。
3月下旬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另一家医院工作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医院倒了15个医护人员，他感到非常紧张。我把自己这段时间的防护措施告诉他，他却说香港媒体说：达啡、板蓝根没什么作用，服不服用无所谓。我在电话里劝他服用，他依然坚信“无用论”。可惜的是，前几天他太太告诉我，这位同学也倒下了，他告诉太太说：可能当初听我是对的。我现在只能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这几天来，我们的防护措施不断强化。根据院里要求，我们都注射了丙种球蛋白，同时还用医院自制的α干扰素滴鼻腔。至到今天，我们这些坚持服用药物防护的医生护士还坚守在救治一线，我们没有倒下。
我想告诫各位同行的是，不要相信那些“无用论”，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我们是冲锋在一线的战士，有生力量不保存，何以消灭敌人？那么多病人等着我们救治，我们当然要保护好自己，该用药物防护一定要坚决使用，不妨按我的办法去做。无论你信不信，我是这样过来的，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平安。 (文章出处：《中国青年报》)
“SARS给我们上了非常生动的一课。”39岁的山西省人民医院呼吸科主任魏东光今天对本报记者说。今年2月27日，在山西省人民医院，他接诊了华北第一例输入性非典患者徐丽(尊重本人意愿，为化名)。
魏东光回忆说，当天，徐丽已发烧5天，了解到她是从广东回来的，魏东光第一个反应就是非典型肺炎。当时，广东已经是SARS疫区，但尚没有封闭。在徐丽求诊太原市多家医院后，魏东光是第一个怀疑她是SARS病人的医生。
魏东光让徐丽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并让护士们加戴口罩。但当时，由于信息不通，缺乏相关知识，很多人对SARS毫无防备，连口罩都不好找，紧急穿上的单层隔离服，薄薄的，勉强能起到一点防护作用。
通过各种药物综合治疗，患者的病情曾有所控制，但依然高烧、呼吸困难。徐丽的丈夫提出，要到“中国最好的医院去”，并选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301医院。他们恳求魏东光陪同，经过思考，魏东光答应了。
这时，SARS作为传染病还没有被北方的医疗机构、医护人员所认识，也没有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管理，尚没有不允许转院的限制。魏东光和山西省人民医院十分慎重，没有轻易下结论，也不敢诊断徐丽为SARS患者。魏东光出面陪同就诊，也是为了向北京大医院的同行学习、交流。
“魏主任出于责任，陪护着我们，这让我们感动。”徐丽说。
3月1日凌晨1时，夜色正浓，魏东光陪同徐丽、徐母走进北京301医院，向该医院急诊科医生介绍了徐丽的发病经过。“作为主治医生，向北京知名医院接诊医生介绍病情，要比家属内行。”魏东光认为这是他的职责所在。
回到太原以后，3月8日晚，魏东光感觉自己身体发热、疲乏，有些不舒服。拍了X光片，查血，他意识到“有情况”!当时，医院还没有设立SARS病区，他默默地走到自己负责的呼吸科病房，给爱人打了个电话，只是说“我要在医院隔离一段时间”。
徐丽的父亲一天前因SARS在北京去世的消息，曾让魏东光的脑子里闪过“最坏的打算”。但作为医生，他知道，紧张、恐惧只能对自己不利，只有积极治疗是“最好的选择”。为此，他选择了“不紧张”。
3月15日，在病中，他又得知了徐丽母亲去世的消息。这时，钟南山院士的一位助手、广州呼吸病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来到山西太原，走进了魏东光的病房。
直到自己也成了病人，作为呼吸病专家的魏东光才获得了真正与一线的同行进行学术交流的机会。
值得庆幸的是，魏东光的症状比较轻微，3月24日就病愈出院。他重返SARS病房，参与了山西省人民医院80余名非典患者的治疗。目前，这80余名非典患者，已有60多人治愈出院。4月初，魏东光还参与救治了20多名重症患者，他们基本都已转危为安。
但是，有人议论魏东光对北京输入第一例非典患者“负有责任”。对此，魏东光说，自己没有感到压力，即使有人责怪，也没有影响到自己。当时，他确实没有预料到这种疾病的传播速度如此之快。
他说，关键在于对疾病的认识，认识过程的长短决定了征服这一疾病的时间。作为医生，他渴望交流。他认为，应该在不同地域、不同领域的医疗人员中间，建立一个互通的信息平台，打破地域、学科的限制，广泛交流，当类似SARS这样的疾病再次袭击人类时，我们能够有备而来。
[相关报导]一个广州医生抗“非典”的体验
医务通2003年5月30日：
这次“非典”风暴，来势凶猛。在一线参加救护的医务人员，有600多人被感染，感染发病率之高实属罕见。今天又有消息称，北京从全军部队抽调1200名医护人员前去支援，表明医护人员的倒下已经造成救治力量的紧缺。我想以自己切身体验告诉各位医护人员，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防护。
我是2月中旬开始参加救治“非典”病人的。当时我院接到上级通知，转来我院8例“非典”病人，说是传染性较强，要求我们按规定采取自我防护措施。起初我们或多或少存在着“麻痹”思想，穿上隔离衣、戴上口罩手套进病房而已，以为这样就安全了，其实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要糟糕得多，仅靠这种体外防护是不行的。
2月下旬到3月初，科里护士长、两名护士和两名医生先后被感染，这引起了我们这些尚未被感染的医务人员高度警觉。我们想，除了体外防护，我们必需要借助药物进行体内防护，才能确保安全。这期间，先后传来消息，很多医院参加非典救治的医护人员被感染，有的医院整个科里的人员染病。3月下旬，又有惊人消息传来，广州呼研所的钟南山院士也病倒了，后经证实钟院士只是普通上感，但这着实把我们吓出一身冷汗。
于是，我们开始服药防护。我们是服用达啡、利巴韦林丙种药，剂量是治疗量的一半，服用5天后隔5天再服。同时，每天还服用板蓝根冲剂。从2月下旬开始，我科参加一线救治的医生护士都像我这样吃药防护，效果是明显的，只有一名护士被感染，其他人安然无恙。随着收治的非典病人越来越多，我们的这种防护措施没敢丝毫放松。
3月下旬的一天，我的一位在另一家医院工作的同学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医院倒了15个医护人员，他感到非常紧张。我把自己这段时间的防护措施告诉他，他却说香港媒体说：达啡、板蓝根没什么作用，服不服用无所谓。我在电话里劝他服用，他依然坚信“无用论”。可惜的是，前几天他太太告诉我，这位同学也倒下了，他告诉太太说：可能当初听我是对的。我现在只能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这几天来，我们的防护措施不断强化。根据院里要求，我们都注射了丙种球蛋白，同时还用医院自制的α干扰素滴鼻腔。至到今天，我们这些坚持服用药物防护的医生护士还坚守在救治一线，我们没有倒下。
我想告诫各位同行的是，不要相信那些“无用论”，在这场特殊的战斗中，我们是冲锋在一线的战士，有生力量不保存，何以消灭敌人？那么多病人等着我们救治，我们当然要保护好自己，该用药物防护一定要坚决使用，不妨按我的办法去做。无论你信不信，我是这样过来的，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平安。 (文章出处：《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