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家说，一个落后的系统向一个先进的系统学习的时候，学到东西的速度与要学习的东西的难度成反比。也就是说越难的东西学习的时间越长。中国人要向美国学习，学把头发染黄，跳舞露肚脐只需一夜就可以学会，学说黑人快板书需要一个月，学做汽车，电脑需要几年十几年，但是要学习医学就需要几十年，因为医学的难度非常大。和汽车制造业比，(它只需要一群工程师就够了)，医学的难度多了一个，就是除了要培养一个合格的医生外，还要培养成千上万个同等水平的医生为全国各地的全体国民服务。在中国要达到满足13亿人需要的合格的医生数量，是一个极难的事。既然医疗事业本身是一个难度大不能很快从先进国家学习到的，再加上下面我要说的中美之间临床医学交流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过去的十几年几十年，中国临床医疗事业失去了西方国家的好的参照物，在黑暗中瞎转。在这个期间，中国人的所有的劣根性都在方方面面表现无遗，丑态百出。中国政府过去十几年经营的医疗改革就像一个八十年代的一个很少接受外界影响的“国营企业“，是注定要失败的。
过去十几年，中美临床医学交流面临巨大障碍。除了近年中国医生成群结队去美国开年会，(他们全都听不懂专业英文口语，我看是花公款出国旅游。)，美国专家去中国作专题演讲以外，(中国人只听技术上和学术上最高水平的，而且每场听众的人数很少。)中国医生对美国的临床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切身体会。障碍的原因有两个：1。美国认为美国人的命比其它国家的人命值钱，所以法律规定没有美国医生执照的外国医生不可以接触病人的治疗。近年来美国还通过了极其严格的病人病情保密法，外国医生在临床旁听旁看也绝对不允许。这样就杜绝了中国医生来美国在临床上“摸爬滚打”的全面学习机会，或者说杜绝了从医疗的角度全面了解美国社会(包括美国临床医学)的机会。2.像我们这样的有美国医生执照的华人，因为两边生活水平的明显差别，很少有人回中国在医院全职工作，就不能把我们学习到的美国临床经验手把手的传给中国医生。所以十多年来，中国医学界传颂的只有专家们朗朗上口的美国医疗的高技术一面，从来也不知道不关心美国医疗系统的公平性公益性和社会兼容性的一面。举个例子，1999年当中国医学专家不顾中国国情拼命鼓吹每个大医院要买一台最新的核磁共振机器时，中国卫生部有谁知道美国医疗保险公司为了节省照核磁共振的钱(一次检查要1000到1500美元)，设立了三道防线。第一医生要写申请书，医疗保险公司想法挑毛病拒绝；第二要病人先照一张X线，只花80美元。如果X线能解决问题，就不用核磁共振；第三招最灵，如果临床判断颈腰肩膝痛不需要马上开刀，医疗保险公司就要医生先治疗一个月，如不好再作核磁共振。因为大多数病人病并不重，经一两个星期治疗后就不来了，医疗保险公司就省了这笔核磁共振钱。过了几年以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又把付给核磁共振的钱从1000美元降到500美元。
还有很多中国大医院的医生，曾去美国学习1-2年。因为他们没有美国医生执照不能接触美国病人，只是在美国实验室拿试管杀老鼠。回国后为了掩饰科室同事的询问，含糊其辞地说他们了解美国的临床医疗系统，还说中国和美国的临床医疗水平“差不多“。成百上千的人回国后这样说，卫生部信以为真，高高兴兴的告诉大家，咱们中国的临床医学水平和美国“差不多“。台湾王永庆考察了中国大陆，说中国大陆城市的医疗水平比台湾落后了20-30年。假话终有一天会露馅，今天要找中国医生去中国平价医院和社区诊所工作，才发现连与本国大医院的医生水平“差不多“的医生都找不齐。每当中国医疗界谈到和美国比，一定有人说“差不多。这个现象叫王澄现象。
什么是王澄现象：我(王澄)90年代在美国做科研。有一次要去加拿大开会。我从未去过加拿大，就问了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两个人，一个是加拿大人来美国工作，一个是美国人去过加拿大。我问他们，加拿大和美国比怎么样？加拿大人说加拿大和美国差不多，美国人说加拿大比美国差。我知道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说了假话。当我去了加拿大，发现物价比美国贵四分之一，而加拿大人的工资比美国少四分之一。那个加拿大人说了谎。从那时，我认识到，人类社会中攀富攀贵攀高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要把两个事做比较一定要问那个“高的”，答案会正确一些。那个“低的”总爱把自己向上拉一拉，说自己和高的“差不多”。我命名它为王澄现象。中国人在谈到医疗水平和美国比较时，王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中国《健康报》网站的讨论题：中医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就是典型的王澄现象。墙外(西方)从来没说过中医“香”，都是墙内(中国自己)骗中国老百姓说他们在外国“吃香”。
中国的医学专家常常自我吹嘘，为的是向社会索取美国工资。有些人刀开得比许多美国人好，他说美国人不如“我”。这话的错还不算大。但传到了长中国人志气的卫生部就变成：“我们”在这方面比美国人强。以点带面骗自己。比如，中国卫生部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我国的肝胆外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王澄现象。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新的医疗技术被认为是成熟的，从国家的角度上考量，它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1.培养了足够的医生能够操作同一个技术以满足全国病人的需要；2.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每一个需要这个技术帮助的病人都能获得同等质量的这个帮助。要看到这两个看似像医疗技术的条件实际上有它被支持和被要求的社会基础。在西方，人道和平等是人民对医疗的最低要求。反过来说，在西方如果一个先进医疗技术只能够让一部分国民享用而其它的国民得不到，(除非是器官移植供体短缺只能供一部分病人用)，那么从政府到全体人民都会一起怒吼起来。中国把它的大医院的肝胆外科水平说成是“国家”水平，面对著千千万万需要这个“国际先进的肝胆外科技术”而没有能力支付手术费医疗费住院费药费和旅行费用的中国病人，我真的不敢苟同中国卫生部的说法。 (文章出处：医学捌号楼)
过去十几年，中美临床医学交流面临巨大障碍。除了近年中国医生成群结队去美国开年会，(他们全都听不懂专业英文口语，我看是花公款出国旅游。)，美国专家去中国作专题演讲以外，(中国人只听技术上和学术上最高水平的，而且每场听众的人数很少。)中国医生对美国的临床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切身体会。障碍的原因有两个：1。美国认为美国人的命比其它国家的人命值钱，所以法律规定没有美国医生执照的外国医生不可以接触病人的治疗。近年来美国还通过了极其严格的病人病情保密法，外国医生在临床旁听旁看也绝对不允许。这样就杜绝了中国医生来美国在临床上“摸爬滚打”的全面学习机会，或者说杜绝了从医疗的角度全面了解美国社会(包括美国临床医学)的机会。2.像我们这样的有美国医生执照的华人，因为两边生活水平的明显差别，很少有人回中国在医院全职工作，就不能把我们学习到的美国临床经验手把手的传给中国医生。所以十多年来，中国医学界传颂的只有专家们朗朗上口的美国医疗的高技术一面，从来也不知道不关心美国医疗系统的公平性公益性和社会兼容性的一面。举个例子，1999年当中国医学专家不顾中国国情拼命鼓吹每个大医院要买一台最新的核磁共振机器时，中国卫生部有谁知道美国医疗保险公司为了节省照核磁共振的钱(一次检查要1000到1500美元)，设立了三道防线。第一医生要写申请书，医疗保险公司想法挑毛病拒绝；第二要病人先照一张X线，只花80美元。如果X线能解决问题，就不用核磁共振；第三招最灵，如果临床判断颈腰肩膝痛不需要马上开刀，医疗保险公司就要医生先治疗一个月，如不好再作核磁共振。因为大多数病人病并不重，经一两个星期治疗后就不来了，医疗保险公司就省了这笔核磁共振钱。过了几年以后，美国医疗保险公司又把付给核磁共振的钱从1000美元降到500美元。
还有很多中国大医院的医生，曾去美国学习1-2年。因为他们没有美国医生执照不能接触美国病人，只是在美国实验室拿试管杀老鼠。回国后为了掩饰科室同事的询问，含糊其辞地说他们了解美国的临床医疗系统，还说中国和美国的临床医疗水平“差不多“。成百上千的人回国后这样说，卫生部信以为真，高高兴兴的告诉大家，咱们中国的临床医学水平和美国“差不多“。台湾王永庆考察了中国大陆，说中国大陆城市的医疗水平比台湾落后了20-30年。假话终有一天会露馅，今天要找中国医生去中国平价医院和社区诊所工作，才发现连与本国大医院的医生水平“差不多“的医生都找不齐。每当中国医疗界谈到和美国比，一定有人说“差不多。这个现象叫王澄现象。
什么是王澄现象：我(王澄)90年代在美国做科研。有一次要去加拿大开会。我从未去过加拿大，就问了和我在一起工作的两个人，一个是加拿大人来美国工作，一个是美国人去过加拿大。我问他们，加拿大和美国比怎么样？加拿大人说加拿大和美国差不多，美国人说加拿大比美国差。我知道两个人中有一个人说了假话。当我去了加拿大，发现物价比美国贵四分之一，而加拿大人的工资比美国少四分之一。那个加拿大人说了谎。从那时，我认识到，人类社会中攀富攀贵攀高之心人皆有之。所以，要把两个事做比较一定要问那个“高的”，答案会正确一些。那个“低的”总爱把自己向上拉一拉，说自己和高的“差不多”。我命名它为王澄现象。中国人在谈到医疗水平和美国比较时，王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中国《健康报》网站的讨论题：中医为什么墙内开花墙外香？就是典型的王澄现象。墙外(西方)从来没说过中医“香”，都是墙内(中国自己)骗中国老百姓说他们在外国“吃香”。
中国的医学专家常常自我吹嘘，为的是向社会索取美国工资。有些人刀开得比许多美国人好，他说美国人不如“我”。这话的错还不算大。但传到了长中国人志气的卫生部就变成：“我们”在这方面比美国人强。以点带面骗自己。比如，中国卫生部不厌其烦地告诉中国人，我国的肝胆外科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我看来，这又是一个王澄现象。在西方国家，如果一个新的医疗技术被认为是成熟的，从国家的角度上考量，它一定要具备两个条件：1.培养了足够的医生能够操作同一个技术以满足全国病人的需要；2.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每一个需要这个技术帮助的病人都能获得同等质量的这个帮助。要看到这两个看似像医疗技术的条件实际上有它被支持和被要求的社会基础。在西方，人道和平等是人民对医疗的最低要求。反过来说，在西方如果一个先进医疗技术只能够让一部分国民享用而其它的国民得不到，(除非是器官移植供体短缺只能供一部分病人用)，那么从政府到全体人民都会一起怒吼起来。中国把它的大医院的肝胆外科水平说成是“国家”水平，面对著千千万万需要这个“国际先进的肝胆外科技术”而没有能力支付手术费医疗费住院费药费和旅行费用的中国病人，我真的不敢苟同中国卫生部的说法。 (文章出处：医学捌号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