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术并发症是不可能避免的的原因,关于手术并发症是不可能避免的的相关知识。 编者按：近来有不少读者通过电话和写信等方式，就“手术并发症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进行咨询。为此我们特请外科专家和医事法律专家就此话题各抒已见，也期待您能参与讨论。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从事外科工作。《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的出台，使我们一直感到困惑。因为手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好象都列入了医疗事故范畴。拜读了贵报2002年10月27日刊登的“医疗工作中的免责事由”一文，心中有了一丝安慰。按照该文的说法，如果我们规范地开展手术，术前进行病情告知并由患方签字，出现一些并发症，就不能算作医疗事故。但是，有关手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如胃肠道手术后的吻合狭窄、瘘，甲状腺手术的喉返神经损伤导致声音嘶哑等，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范畴？能否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其依据何在？浙江一读者
医疗过程中，尤其是手术出现并发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妨从医学发展的特点谈起。
其一，医学是门实践为特征的科学。它有别于一般自然科学，如居里夫人发现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他们研究的是发现大自然中存在的物质和规律。其开始研究的目的性不像医师面对病人那么强，更不像医师那样地着急和匆匆而上。因为医师常常面对的是知之不多或根本不认识的疾病，又要想方设法给病人尽可能的帮助，所以就要不断探索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取代一些对病人损伤大、疗效差的手段。例如，由于抗生素的发展，再也没有人采用截肢来预防全身感染了。随着CT、磁共振、超声波及各种内镜的发展，剖腹、开胸探查性手术已经大大减少。由此可以说，各时期的诊疗水平都是建立于当时认识水平基础上的相对真理。例如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治疗方法的选择：药物治疗并发症很多；放射碘治疗引起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发生率较高；而手术治疗的创伤大并发症较多，但复发率及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发生率较低。上述三种方法孰优孰差各国专家态度并不一致。实际上，人们可根据各地的经济状况、医疗条件和专科医师掌握技术的水平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手术后甲状腺功能低下是不是医疗事故，我认为不能简单论之。因为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说清该保留多少甲状腺就不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低下，也不会复发。这种自身免疫病在功能上表现规律不清楚，转归也不可预料。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手术时宁可将甲状腺多切一点，即使补甲状腺素，也远比用硫脲类制剂安全可靠得多。所以我认为，如果将一些并发症——即无法预测和避免的问题认为是医疗事故，是不科学、不公平的。手术有一定的并发症，药物治疗也有毒副作用，任何事物都没有百分之百，否则就是伪科学。
其二，病人和医师的差异性。著名医学家张孝骞教授说过，没有两个人患完全一样的病。也就是说由于个体的差异，病症的表现形式、病人及其对治疗的反应和转归都有差别。手术所遇到的病变位置不同、解剖变异以及各器官的功能状态不同，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外科学中很多禁区，如肝、胰、心、血管、脑等部位手术逐步被开展和扩大适应证，都是克服了许多并发症后才得以实现。但是其发展又会产生一些新的并发症，如移植学中的排斥、感染等。可以说，外科学发展历程是逐步克服了许多种并发症的过程，如果将它视为法律问题，势必影响外科学的发展，最后将导致一些可治疗的病人失去治疗的机会。
其三，我国地大、人多、经济及医疗水平发展不平衡，医师的技术水平、医院的条件也相差很大。例如在大医院不仅有普外、胸外、泌尿外科等专科及专科医师，而且在专科中又有许多专业学科的差别，如普外又有肝胆、胰腺、乳腺、胃肠等专业病房和医师。这些专科和专业人才，再加上优良的条件、设备，一般并发症发生率会有所降低，但攻克禁区又会遇到新的并发症。所以，通过交流学习，努力降低各种并发症是我们永远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说是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做为医疗行政机构和社会团体，应该系统考虑医疗单位和医师出现多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和处理能力，并对其进行质量控制，根据其能力界定和限制可开展手术的范围。 (文章出处：中国医学论坛报)
编辑同志：
我是一名医务工作者，从事外科工作。《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及《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的出台，使我们一直感到困惑。因为手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好象都列入了医疗事故范畴。拜读了贵报2002年10月27日刊登的“医疗工作中的免责事由”一文，心中有了一丝安慰。按照该文的说法，如果我们规范地开展手术，术前进行病情告知并由患方签字，出现一些并发症，就不能算作医疗事故。但是，有关手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如胃肠道手术后的吻合狭窄、瘘，甲状腺手术的喉返神经损伤导致声音嘶哑等，是否属于医疗事故范畴？能否给予一个明确的说法？其依据何在？浙江一读者
医疗过程中，尤其是手术出现并发症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妨从医学发展的特点谈起。
其一，医学是门实践为特征的科学。它有别于一般自然科学，如居里夫人发现镭、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他们研究的是发现大自然中存在的物质和规律。其开始研究的目的性不像医师面对病人那么强，更不像医师那样地着急和匆匆而上。因为医师常常面对的是知之不多或根本不认识的疾病，又要想方设法给病人尽可能的帮助，所以就要不断探索新的诊断和治疗方法，取代一些对病人损伤大、疗效差的手段。例如，由于抗生素的发展，再也没有人采用截肢来预防全身感染了。随着CT、磁共振、超声波及各种内镜的发展，剖腹、开胸探查性手术已经大大减少。由此可以说，各时期的诊疗水平都是建立于当时认识水平基础上的相对真理。例如原发性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的治疗方法的选择：药物治疗并发症很多；放射碘治疗引起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发生率较高；而手术治疗的创伤大并发症较多，但复发率及甲状腺功能低下的发生率较低。上述三种方法孰优孰差各国专家态度并不一致。实际上，人们可根据各地的经济状况、医疗条件和专科医师掌握技术的水平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手术后甲状腺功能低下是不是医疗事故，我认为不能简单论之。因为迄今为止，尚无人能说清该保留多少甲状腺就不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低下，也不会复发。这种自身免疫病在功能上表现规律不清楚，转归也不可预料。目前人们普遍认为，手术时宁可将甲状腺多切一点，即使补甲状腺素，也远比用硫脲类制剂安全可靠得多。所以我认为，如果将一些并发症——即无法预测和避免的问题认为是医疗事故，是不科学、不公平的。手术有一定的并发症，药物治疗也有毒副作用，任何事物都没有百分之百，否则就是伪科学。
其二，病人和医师的差异性。著名医学家张孝骞教授说过，没有两个人患完全一样的病。也就是说由于个体的差异，病症的表现形式、病人及其对治疗的反应和转归都有差别。手术所遇到的病变位置不同、解剖变异以及各器官的功能状态不同，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外科学中很多禁区，如肝、胰、心、血管、脑等部位手术逐步被开展和扩大适应证，都是克服了许多并发症后才得以实现。但是其发展又会产生一些新的并发症，如移植学中的排斥、感染等。可以说，外科学发展历程是逐步克服了许多种并发症的过程，如果将它视为法律问题，势必影响外科学的发展，最后将导致一些可治疗的病人失去治疗的机会。
其三，我国地大、人多、经济及医疗水平发展不平衡，医师的技术水平、医院的条件也相差很大。例如在大医院不仅有普外、胸外、泌尿外科等专科及专科医师，而且在专科中又有许多专业学科的差别，如普外又有肝胆、胰腺、乳腺、胃肠等专业病房和医师。这些专科和专业人才，再加上优良的条件、设备，一般并发症发生率会有所降低，但攻克禁区又会遇到新的并发症。所以，通过交流学习，努力降低各种并发症是我们永远需要努力的方向，应该说是个学术问题，而不是法律问题。做为医疗行政机构和社会团体，应该系统考虑医疗单位和医师出现多种并发症的发生率和处理能力，并对其进行质量控制，根据其能力界定和限制可开展手术的范围。 (文章出处：中国医学论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