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食品安全的另类解读的原因,关于食品安全的另类解读的相关知识。 王春光认为，目前发生在中国许多地方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外出在当地打工的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也有关系
本报记者 田予冬
“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三者在变迁过程中产生不协调的一种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社会学室副主任王春光博士就食品安全问题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王春光同时还是中国社会学学会的副秘书长。
他认为，目前发生在中国许多地方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外出在当地打工的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有关系。
边缘状态
王春光在一份名为“城市化中的社会边缘人”的研究中指出：城市边缘人有三个特征：第一，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非常低下；第二，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第三，他们的边缘化还有着积累和传承的特征。
据相关资料保守估计，“城市边缘人”总数在5000万人以上，其中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在1000万以上，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有9400万以上，他们中至少有3000万以上的人处在边缘地位，失地失业农民不少于1000万(总共失地农民已经超过4000万人)。
王春光认为，造成“边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场化原因，有制度化原因，也有个体原因。当边缘群体认为边缘地位源自个人的因素，他们一般就抱着宿命论的心态，就不会有反社会的行为，但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地位主要不是由于自己造成的，那么他们就会把个人因素归他化，于是对社会充满不满，不时地在行为上表现出反社会倾向。
“反社会的一个体现就是出现了众多的食品卫生问题。”王春光说。
隐蔽报复
王春光认为，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歧视和欺压，使他们心理上没有认同感，进而产生一种反差：凭什么城里人收入比我们高？生活环境比我们好？有那么多的保障和便利？
由于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们选择一种“成本最小”的隐蔽方式进行报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样的行为是一个“越轨行为”，即他们不按人们行事的正常规则去做，是一种“社会紧张”。
王春光举例说：“我下去搞调研时认识了一位在饮料厂上班的民工，在和我很熟悉后这样对我说：‘王哥，你以后不要喝我们生产的饮料，我们往里吐痰的。’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老板对我们很差，我们为什么要卖力给他干活’？”
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农民喂了两头猪，一头用纯粮食喂，一头用猪饲料喂；用粮食喂的猪留下自己吃，用猪饲料喂的猪就卖给城里人”。
“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社会本身出了问题。”王春光说。
监管问题
王春光认为，许多农民工到城市从事餐饮行业，但由于相关部门对农民工的经营方式“排斥、拒绝”，卫生标准、环卫标准制定得很严格，使农民工无法拿到相关许可证，由于达不到“公开经营”的标准，于是转为地下，“这样就更难监管，也为产生食品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
王春光说，当前中国城市边缘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他们更多地认为自己之所以处于边缘地位，是由于社会造成的，因此具有强烈的归他化倾向，他们会对社会公正有更强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也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单个的边缘人是无能为力的，对社会似乎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所有边缘人的聚合，会产生巨大的结构性效应，这种效应得不到有效的消解，就会使我们的社会结构失衡、断裂和紧张”。 (文章出处：《财经时报》)
本报记者 田予冬
“食品安全问题是社会、政治、经济三者在变迁过程中产生不协调的一种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农村社会学室副主任王春光博士就食品安全问题在接受《财经时报》采访时，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王春光同时还是中国社会学学会的副秘书长。
他认为，目前发生在中国许多地方的食品安全问题，与外出在当地打工的农民工享受不到与当地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有关系。
边缘状态
王春光在一份名为“城市化中的社会边缘人”的研究中指出：城市边缘人有三个特征：第一，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非常低下；第二，他们没有能力来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第三，他们的边缘化还有着积累和传承的特征。
据相关资料保守估计，“城市边缘人”总数在5000万人以上，其中下岗工人和失业人员在1000万以上，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有9400万以上，他们中至少有3000万以上的人处在边缘地位，失地失业农民不少于1000万(总共失地农民已经超过4000万人)。
王春光认为，造成“边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市场化原因，有制度化原因，也有个体原因。当边缘群体认为边缘地位源自个人的因素，他们一般就抱着宿命论的心态，就不会有反社会的行为，但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地位主要不是由于自己造成的，那么他们就会把个人因素归他化，于是对社会充满不满，不时地在行为上表现出反社会倾向。
“反社会的一个体现就是出现了众多的食品卫生问题。”王春光说。
隐蔽报复
王春光认为，由于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歧视和欺压，使他们心理上没有认同感，进而产生一种反差：凭什么城里人收入比我们高？生活环境比我们好？有那么多的保障和便利？
由于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们选择一种“成本最小”的隐蔽方式进行报复，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这样的行为是一个“越轨行为”，即他们不按人们行事的正常规则去做，是一种“社会紧张”。
王春光举例说：“我下去搞调研时认识了一位在饮料厂上班的民工，在和我很熟悉后这样对我说：‘王哥，你以后不要喝我们生产的饮料，我们往里吐痰的。’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老板对我们很差，我们为什么要卖力给他干活’？”
还有这样一个例子，“农民喂了两头猪，一头用纯粮食喂，一头用猪饲料喂；用粮食喂的猪留下自己吃，用猪饲料喂的猪就卖给城里人”。
“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社会本身出了问题。”王春光说。
监管问题
王春光认为，许多农民工到城市从事餐饮行业，但由于相关部门对农民工的经营方式“排斥、拒绝”，卫生标准、环卫标准制定得很严格，使农民工无法拿到相关许可证，由于达不到“公开经营”的标准，于是转为地下，“这样就更难监管，也为产生食品安全问题埋下了隐患”。
王春光说，当前中国城市边缘人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即他们更多地认为自己之所以处于边缘地位，是由于社会造成的，因此具有强烈的归他化倾向，他们会对社会公正有更强的诉求，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不稳定的隐患，也是一个很重大的社会问题。
“表面上看起来，单个的边缘人是无能为力的，对社会似乎不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所有边缘人的聚合，会产生巨大的结构性效应，这种效应得不到有效的消解，就会使我们的社会结构失衡、断裂和紧张”。 (文章出处：《财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