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阅览室瞥见《百姓》杂志，就随便翻翻，不想看见了一个转载的消息，现再录于下：
最近，广州出现了一种另类保姆，除做家务、带小孩外，还与男主人同床“陪睡”，这种“上床保姆”工资成倍增加，不少女雇主斥责她们破坏家庭。目前，广州市几乎所有非法经营的家政公司都有提供这项“保姆陪睡服务”，据说颇受男雇主欢迎，甚至有人称赞这项服务“安全方便”。从事这类保姆的大都是中年女性，如果男雇主没有妻室，要她全天候服侍，每月工资起码一千元以上；如果男雇主家中有妻子，又想享齐人之福，就要付七八百元；如果男雇主真的仅需要一个做家务的保姆，每月则只收四百元。(2005年12月8日《重庆商报》）
很多看了此条新闻的文化人，在报刊、网络上无不对这类变种的卖淫嫖娼现象表示深恶痛绝而大张挞伐之，痛斥为“一种赤裸裸的肉体交易，不但构成了非法同居罪，而且践踏了社会公德，违背了社会着力倡导的文明新风。双方为满足肉体和物质的需要背叛自己的家庭，严重的将导致夫妻感情的破裂，激化家庭矛盾，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
丑恶之事，痛批固然是对的。但义愤填膺的衮衮诸公是否替这类保姆设身处地地想了想?她们是自愿的、乐意的，还是被迫的、无奈的，还是无力抗拒被主人强奸的?
据我所知，在城市做保姆的有这几类女人：
1、城市下岗女工。她们家在城市，往往昼出夜归，恐怕没机会让城市里那些好色新贵得手。
2、大中专毕业的女孩。一些大中专女学生毕业后难找工作，也有走进城市人家做家政工作的。不排除有极少数不想出苦力挣血汗钱的女孩，妄想凭自己的青春而赌一个灿烂明天，指望男主人帮助自己跳出苦海，而不惜壮烈献身。但绝大部分这样的女孩我想还是有自己健康追求的，好色主人那几个皱巴巴可怜的纸币，是难以诱引她们献身的。
3、农村来的少女或少妇。遭殃的基本就是她们了。她们大都家境贫寒，不是特别穷苦和无其他特长，不会做这类“洗刷刷、洗刷刷”的事的。遇见待人和蔼、平等且不好色的男主人倒好，若是碰上自以为富有而高贵、缺乏人道又相当好色的男主人，那这保姆恐怕就连夏衍笔下的包身工、解放前的白毛女也不如。应该说，她们本来都是具有尊严的，但物质的匮乏、地位的低下、工作的繁重疲累往往就使她们丧失了尊严。但丧失尊严到出卖色相，而换取几个可怜的纸币（报道说她们月薪1000元以上，除去保姆本身薪资400元，那么陪睡薪资600元以上，平均一天买色所得20元，而家里有女主人的，一天买色所得仅是10元多点），我想这样的保姆也毕竟是少之又少的。而且，我基本断定，即使是这样的少数保姆，也恐怕是高贵的男主人挑逗、引诱、欺骗、胁迫甚至暴力强迫而为之的。所以，我只同情这些被很多文化人痛骂恶批的农村女人。她们是受害者。应该被唾沫淹死、法律追究的，其实就是那些手中有几个臭钱而偷偷凌辱弱女的所谓城市新贵。
家庭色情交易的存在，是以整个社会色情交易几乎合法化为背景和前提的。妓女这个词，曾经一度被看作是万恶之源，正派人啐之、家庭妇女咒之、警察逮之，可是她就是禁而不止，抑而不绝。也许人性本身就有这个黑洞，是疏是堵，理应正确应对。在疏堵难断之时，妓女就不得不付出巨大的人身安全和财产甚至生命代价。妓女这个现象的存在，如果说耻辱，首先应该是国家、政府的耻辱，其次才是她们本身的耻辱。人们说笑贫不笑娼，如果没有了贫，城乡平等，共同富裕，恐怕也就少有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