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研体制有弊端 管理模式待完善——陈竺呼吁解放“科学之星”的原因,关于科研体制有弊端 管理模式待完善——陈竺呼吁解放“科学之星”的相关知识。 几年前，当中国科学院下属研究所的20多位所长和副所长到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访问时，美国同行惊诧于这些所长的年轻，他们不禁问道：这些年轻人能否承担主持制定研究战略、把握学科方向的重任？不过，现在中国更关心的问题是：将沉重的日常行政管理负担压在正值创造力高峰的“科学之星”肩上是否明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家人类基因组南方研究中心主任陈竺院士认为，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体现了中美两国在国情和思维上的微妙差异。在《自然》杂志中文版特别增刊《中国之声Ⅱ》上，他分析了中国年轻科学家担任领导职务的原因与利弊。
不久前，中科院人事与教育局进行了一项调查，将中科院各研究所所长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的任职年龄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在1991年～2003年间，中科院所级领导的平均年龄比美国同行小10岁。陈竺说，巧合的是，中美间10年年龄的差距正好与中国“文革”造成科技教育发展迟缓的时间相当。
■重任落在青年科学家肩上
“文革”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在10多年的时间里处于瘫痪状态，中国科技界曾一度主要依靠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科学家支撑。20世纪直到80年代之后，中国打开了大门，新一代出国留学人员开始陆续回国，中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相继毕业，逐步成为研究主力，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担当了科研领导职务。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技界年龄结构发生了超常变化，平均年龄显著年轻化。
陈竺认为，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需求是促使研究所领导年轻化的巨大牵引力。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科技竞争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全社会所接受，政府对科技的投入在近10年内显著增加，中国整体科技水平在短期内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传统的科研模式已不再适应今天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须引进符合现代科技发展规律、具有时代精神的新模式，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科学家的肩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是影响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另外两个原因。这两种观念对中国科技界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鼓舞着历朝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后者则使中国父母对子女受教育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认为惟有学业优秀才有仕途前程，才可享受特权，光宗耀祖。在调查中还发现，部分担任所级领导的青年科学家本身对管理就有着浓厚兴趣，他们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而且还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有志于在管理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
■一分为二看利弊
陈竺认为，研究所领导的年轻化对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文革”至少让中国科学发展滞后于国际前沿20年，青年领军人物的涌现极大地缓解了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并在推动体制改革、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方面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一个成功的青年科研管理者本身就是中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最好榜样。
但是青年科学家担任领导也有不利的方面。首先，他们不一定具有能正确把握研究所科学方向的能力。少数负责人不能把握研究所的方向和目标，造成竞争力和科研产出下降，出现决策失误、用人不当和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还有少数担任领导职务的科学家滥用职权，利用手中职权霸占同事科研成果，或想方设法阻碍别人发展等。其次，大批青年科学家是在中国科学院变革时期走上领导岗位的，社会转型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所长不仅要负责研究所的管理、经费筹措等问题，还要过问员工的住房等事务，超负荷运转让他们很难有时间来指导研究生。
■解放人才须改革体制
研究所领导年轻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体制的完善任重道远。
陈竺认为，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科学大师。从理论上讲，从事科研工作不应该影响大师的产生，问题是中国尚缺乏完善的科研管理体制，使得“领袖人物”被日常琐务所陷，难以获得足够时间进行思考和研究。根本解决的办法是尽快探索建立合理的管理模式，即科学家发挥领导作用，职业管理队伍发挥支撑作用。但是，中国目前非常缺乏职业管理队伍。
将研究机构领导与行政级别挂钩也是助长学术腐败的一个弊端。一旦当上科研机构的领导就有了相应的行政级别，领导职务不是终身制，但行政级别是终身的，这样个别人就为了追求行政特权而削尖脑袋往上钻，而忘却了科研机构领导的职责。
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也不利于广开才路。近年来，包括优秀华裔科学家在内的很多外国科学家都愿意到中国工作，但由于我国科研机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往往很难聘用这些科学家担任科研机构的领导，为此，必须对有关政策进行调整。
不过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科学院用新机制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已开始有著名外籍科学家担任主要领导，中国清代龚自珍的期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21世纪初的中国开始出现了。
文/王丹红 (文章出处：中国医药报27(总第2940期) )
不久前，中科院人事与教育局进行了一项调查，将中科院各研究所所长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各研究所所长的任职年龄进行了对比，结果发现，在1991年～2003年间，中科院所级领导的平均年龄比美国同行小10岁。陈竺说，巧合的是，中美间10年年龄的差距正好与中国“文革”造成科技教育发展迟缓的时间相当。
■重任落在青年科学家肩上
“文革”使得中国高等教育在10多年的时间里处于瘫痪状态，中国科技界曾一度主要依靠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科学家支撑。20世纪直到80年代之后，中国打开了大门，新一代出国留学人员开始陆续回国，中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也相继毕业，逐步成为研究主力，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担当了科研领导职务。上世纪90年代，中国科技界年龄结构发生了超常变化，平均年龄显著年轻化。
陈竺认为，中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现实需求是促使研究所领导年轻化的巨大牵引力。经过20多年的经济发展，科技竞争力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为全社会所接受，政府对科技的投入在近10年内显著增加，中国整体科技水平在短期内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传统的科研模式已不再适应今天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必须引进符合现代科技发展规律、具有时代精神的新模式，历史的重任落到了中国年轻一代科学家的肩上。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是影响科学家走上管理岗位的另外两个原因。这两种观念对中国科技界的影响截然不同，前者鼓舞着历朝历代中国知识分子精英成为社会变革的先锋，后者则使中国父母对子女受教育的重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认为惟有学业优秀才有仕途前程，才可享受特权，光宗耀祖。在调查中还发现，部分担任所级领导的青年科学家本身对管理就有着浓厚兴趣，他们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基础，而且还有一定的管理能力，有志于在管理方面实现自身的价值。
■一分为二看利弊
陈竺认为，研究所领导的年轻化对中国科研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文革”至少让中国科学发展滞后于国际前沿20年，青年领军人物的涌现极大地缓解了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局面，并在推动体制改革、缩小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方面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而一个成功的青年科研管理者本身就是中国吸引留学人员回国的最好榜样。
但是青年科学家担任领导也有不利的方面。首先，他们不一定具有能正确把握研究所科学方向的能力。少数负责人不能把握研究所的方向和目标，造成竞争力和科研产出下降，出现决策失误、用人不当和经费管理混乱等问题；还有少数担任领导职务的科学家滥用职权，利用手中职权霸占同事科研成果，或想方设法阻碍别人发展等。其次，大批青年科学家是在中国科学院变革时期走上领导岗位的，社会转型带来诸多不确定因素，所长不仅要负责研究所的管理、经费筹措等问题，还要过问员工的住房等事务，超负荷运转让他们很难有时间来指导研究生。
■解放人才须改革体制
研究所领导年轻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是值得深思的重要课题，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和科技体制的完善任重道远。
陈竺认为，中国目前最缺乏的是科学大师。从理论上讲，从事科研工作不应该影响大师的产生，问题是中国尚缺乏完善的科研管理体制，使得“领袖人物”被日常琐务所陷，难以获得足够时间进行思考和研究。根本解决的办法是尽快探索建立合理的管理模式，即科学家发挥领导作用，职业管理队伍发挥支撑作用。但是，中国目前非常缺乏职业管理队伍。
将研究机构领导与行政级别挂钩也是助长学术腐败的一个弊端。一旦当上科研机构的领导就有了相应的行政级别，领导职务不是终身制，但行政级别是终身的，这样个别人就为了追求行政特权而削尖脑袋往上钻，而忘却了科研机构领导的职责。
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也不利于广开才路。近年来，包括优秀华裔科学家在内的很多外国科学家都愿意到中国工作，但由于我国科研机构行政色彩过于浓厚，往往很难聘用这些科学家担任科研机构的领导，为此，必须对有关政策进行调整。
不过令人振奋的是，中国科学院用新机制建立起来的研究机构已开始有著名外籍科学家担任主要领导，中国清代龚自珍的期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在21世纪初的中国开始出现了。
文/王丹红 (文章出处：中国医药报27(总第2940期) )